在历法王国里，谁也没有我伟大，我就是历法之魁，通行全世界的公历。我的全名叫格里高利历，人们却喜欢叫我的小名：阳历，因为我是根据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制定的。

我的父亲是儒略历，他也不愧为一代天骄。公元前古罗马人的历法一年有365天，可每两年就需增加22或23天，因此日期常常变换，老百姓经常弄不清日期。公元前46年，罗马统帅儒略·恺撒决定让我父亲掌管历法。父亲行使的权力主要有：一年分为12个月，单月31天，双月30天，唯有2月是29天。因为在罗马，2月是行刑期，人们认为2月是个不吉祥之月，不能过得太长，所以从 2月中减去一天，这样也符合当时测得地球公转1周的时间。

父亲上任不久，儒略·恺撒死了，他的侄子奥古斯都当上了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他征服埃及和结束国内战争是在8月，为了炫耀自己，奥古斯都给父亲动了个小手术：用自己的名字“August”作为8月的名称。他还嫌8月是小月，就从2月中抽出一天，加在8月上。又打乱8月后面大小月的顺序，因而，大月变小月，小月变大月。他的手术很成功，一直到现在还是1、3、5、7、8、10、12为大月，2、4、6、9、11为小月。

父亲掌管历法一千多年，虽然工作认真、负责，但是由于过于年迈迂腐，跟不上科学技术的发展，到1582年，所显示的日期和实际的日期已经相差了10天。这样，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提出，让我接父亲的班。我上班后立即决定把这年的 10月5日改为10月 15日，纠正了父亲的误差。为了使自己更完善，我还规定每400年中取消3个闰日。这样平均年长为365.2425日，比太阳年的实际长度365.24219日仅差26秒，从此，我就登上了历法至尊的宝座。

我的优点很多，一上任就被当时的天主教国家，如罗马、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重用。中国一直到1912年才把我引进。

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关注实体书店的命运，呼吁政府加大投入。2005年全国共有国有书店网点11897处，供销社网点3200处，集个体零售网点108130处，而到2009年，国有书店网点减少为9953处，供销社网点减少为1636处，集个体零售网点减少为104269处，三类网点4年就分别下降了16.34%、48.88%和3.57%。

从我们日常生活体验也可以看出上面数据的真实性，譬如社区周边的几家大超市，早前都有上百平方米的书店开设其中，现在多已让位于其他商品摊位，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人们获得资讯与知识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譬如通过手机就可以实现在线阅读。

除上述因素外，还有政府对中小书店扶持缺位的因素，政协委员张抗抗在提案中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对传统书店的发展持相对消极的态度。一些国营新华书店完成了连锁模式改造后，市场化动力不足，民营书业渠道由于缺少政策扶持，在网络书店的巨大冲击下，很多都没有找到有效的发展路径。

那么，世界各国对中小书店又是如何予以政策支持的呢？法国政府长期免征书店所得税；加拿大政府为独立书店购置电脑设备支付一半的费用；德国政府不仅免征书店的所得税，还在增值税上给予书店优惠；日本和韩国政府制定图书最低折扣以保护实体书店与网络书店处于平等的竞争舞台。图书阅读，不仅关乎整体国民素质，也体现政府的人文情怀。中国社会正在转型过程之中，更多的农村人口将进驻到城镇之中，在这样的过程中，政府应该主动顺应形势，无论是新城建设还是小区规划中，都要通过增加书店与文化设施数量，以体现人文关怀与对市民的文化福利回馈。

我们一方面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减免书店税负，另一方面，要实行城市建设达标制度，如果新建社区中的城镇图书馆、中小书店与所住人口不成比例，即视为不达标，要督促相关部门追加投资，或政策扶持，特别是大型超市里，更应该通过减免税负设立书店，让书店离普通民众更近一点。

我们期待政府有更积极的作为，有新思路与新方式。在支持基层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切忌一味造大的剧场、体育场馆，那样只会使文化高雅得远离民众。

在调查刑事犯罪时，DNA 证据都被视为“如山铁证”，被普遍用于证明嫌疑犯是否涉嫌犯罪以及释放被错误定罪的无辜者。可是，以色列科学家发现，包含DNA 的血液和唾液样本，都可以伪造，DNA 证据并不完全可靠。

科学家表示，如果犯罪分子进入DNA 数据库，他们就可以不通过提取个人身上的任何组织而“________”出与数据库内一个人的DNA 相符的DNA 样本。弗兰肯博士是该研究的领导者，他在《国际法庭科学杂志：遗传学》网络版上发表的论文中写道：“通过伪造DNA 证据，任何一个生物系大学生都能伪造一个犯罪现场。”论文指出，当下DNA 分析检测技术已经成了司法的重要一环，但是DNA 证据被伪造的可能性却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

研究人员指出，伪造DNA 检测结果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方法是首先需要获取一个微小但真实的DNA 样本，然后通过“全基因组扩增技术”将微小的样本放入大量的DNA 里。虽然通过一根头发或附有伪造DNA 的饮料杯就可以在犯罪现场“嫁祸于人”，但是通过这种扩增技术伪造出来的血液或者唾液样本会更为可信。

①犯罪分子可以通过盗取DNA 分型数据来伪造DNA 样本。②一般的数据库都是储存DNA 中的13 个片段来分辨信息来自哪一个人。③只需把各段DNA 信息加以组合，就可以伪造出任意一人的DNA。④而科学家通过复制每个片段上的一小段DNA 信息，就可以另外组成一个庞大的DNA数据库。⑤据悉，只要收集425 个不同的DNA 片段，就足以组合成随便一个人的DNA 信息。⑥第二种方法则依赖于DNA 分型，通常该分型被安置在一个法定的数据库里。

DNA证据可以伪造，只是弗兰肯众多发现中的一个。美国法律分析家科恩对此表示，对于通过DNA 检测来收集信息的警方和军方人员来说，这项研究成果是个“可怕的消息”。

现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相声明显竞争不过小品。为什么呢?

我想，主要的原因，在于现代相声在思想性的追求上有些落伍，整体上不如小品的思想性深刻。

　　按说，相声艺术发展到今天，在艺术上已经相当成熟了，说学逗唱的功夫和技巧，应该不会比小品逊色多少。小品是舶来品，直接借鉴了西方许多艺术手法，尤其在思想性和哲理性上独领风骚，这是它顺应时代风尚，后来居上的首要原因。

　　大家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的整体素质和文化修养普遍改善，人们的审美层次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以往仅仅有趣的艺术形式已经渐渐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在追求艺术享受的同时，还追求思想的升华和哲理的启迪，追求“有益的”教诲。这“有益的”，不能理解为政治说教，也不能理解为道德说教，它更多的倾向于知识和哲理，倾向于生活中的真理。

　　每年的春节联欢电视节目中，那些艺术性和思想性俱佳的小品总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它值得人们花费时间和精力来欣赏。人们在观赏的同时，心灵得到了陶冶，智慧得到了启迪。相反，那些显得有些粗俗，仅仅为了逗得观众一乐的小品，往往并不能赢得广大观众的青睐。

　　有人说，中国人接受了几千年的说教，现在都有点厌烦了，艺术应该向纯艺术的方向发展。我觉得这是一种错觉。中国人是受了几千年的说教，这不假，但那是什么样的说教呢?如果违背科学，违背真理的说教，不要说中国人，更不要说现代的中国人，就是外国人不是也同样反感吗?但说教并不意味着就非要违背科学，违背真理，它不许传播科学、弘扬真理、启迪人生的智慧吗?人们，心中排斥的，只是虚伪造作无用的说教，决不会排斥真、善、美的教诲。向往真理，探究生活的哲理，是人的本能，什么时候也不会改变。

　　这几年，哲理故事逐渐流行于故事刊物中，为仅仅有趣、出奇的故事注入了一针强心剂，重新拉回了大量的读者，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大量的哲理美文，正风行于网络和各种期刊中，也是一种佐证。它证明人们永远不会拒绝真、善、美的艺术熏陶，不会拒绝有益的启迪。

　　所以，我愿意为说教争鸣，愿艺术永远不要脱离主题，脱离它该有的思想内涵。

（一）我曾运用复杂科学的方法分析制度问题，认为制度应当包括体制和机制两个方面。体制是指系统在某一时间点所处的状态和结构，机构则是指系统演化的过程和动因。由于系统是动态的，处于不停的演化之中，因此单靠权力分析、利益集团分析、规范分析等静态的结构分析方法来研究它是不够的。正如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诺斯一针见血指出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变迁的动态世界中，但我们的理论却是静态的。”

（二）制度可以经由强制性制度变迁（他组织作用）而产生，也可以通过诱制性制度变迁（自组织作用）而演化。按照复杂性科学的观点，对经济的运行而言，既定的制度规则能稳定交易主体的预期。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交易主体之间都知道对方会按照什么规则来行动，因为大家都相信对方是理性的。如果确实如此，那这一制度就是适当而稳定的。如果在既定制度框架下，交易主体难以发挥作用，难以将商业机会变为现实，那就说明这一制度需要加以改变，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造成自组织作用和他组织作用的结合，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和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