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数学老师和语文课本上的人物同名，都叫吴吉昌。吴教师上课真奇怪，很少讲概念，全跟我们讲例题。那次上课，一开始，就在黑板上抄了一道例题。哟！还挺难的，同学们都苦思冥想起来。过了五分钟，只听见吴老师说：“简单！”于是左手叉腰，右手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划起来，嘴里不住地介绍解题思路，片刻，整个解题过程就出现在黑板上，同学们豁然开朗，都感叹道：“简单！”

从此以后，数学课上就经常听到“简单、简单”。随着一道道难题的“简单”，同学们学到了大量的学习技巧，我们班的数学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有一次，我拿着一道较难的题目去问吴老师。他想了片刻，“简单！”脱口而出。于是乎就在草稿纸上写了给我看，我却看了半天也没看懂。他急得满头大汗，我也急得满头大汗。“你看！”他又细细给我讲了一遍，我终于开了点窍。他看我还不太懂，于是又讲解题思路。看着他满头大汗，我真恨自己笨。最后终于懂了。“这道题目还不简单！”他得意洋洋。我也笑着说：“懂，就简单。”他大声说：“对，对，对！懂了就简单—简单！”

有一次，上语文课，语文老师问：“吴吉昌有一句代表性的话是什么？”同学们大声说：“简单—”

阅读以下文字，完成各题。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阅读以下文字，完成各题。

过去，是生产决定需要。工厂生产千篇一律的中山装，老百姓就得人人穿中山装。然而，在市场经济时代，是需要决定生产。你再生产千篇一律的中山装，老百姓不买你的帐，他们的意志通过市场表现出来，逼着你去开发新产品，实行“产品革新”。

当然，市场推动技术发展，并不意味着技术发展完全决定于市场。众所周知，技术革新包括“产品革新”与“工程革新”这两个侧面。显然，产品革新需要工程革新给予支持，工程革新也需要产品革新加以引导。

市场既然具有刺激产品革新的作用，当然也对工程革新具有间接的刺激作用。特别是激烈的市场竞争，推动广大企业努力改善产品质量，降低成本，这些都要通过工程革新来实现。

然而，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市场仅仅是刺激工程革新的“外因”，而直接导致工程革新的内因，则在于生产内在的矛盾。这种矛盾推动尚未发生革新的生产环节乃至整个生产技术体系出现“工程革新”。

由此可见，技术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市场和生产。[　]对“产品革新”的推动作用更为直接、明显。

记得一位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在于生产，如果生产搞不好，无论采取什么经济政策都将无济于事。”

战后美日技术发展的比较，为说明以上道理提供了生动的例证。本来，从半导体到汽车到电视机，重大的产品革新都是由美国人实现的。然而，“后来居上”的日本人在上述所有产品的竞争中都把美国人打败了。日本人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就是靠重视生产，重视工程革新。日美竞争力的差距主要体现于两国生产的差距、工程革新的差距。

与日、美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科技体制的一个独特之处是，我国的科技主力军在企业之外，而人家的科技主力军均分布于企业之中。虽然多年改革，我国科技主力与企业分离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当然，技术市场的迅速发展，给科研单位与企业之间架起了“金桥”，大大加快了许多“产品革新”的成果向企业的转移。但是，在那些必须与生产紧密结合、必须通过在生产实践中摸爬滚打才能激发与实现的“工程革新”方面，企业究竟能够向远离生产的科研单位“买”到多少成果，究竟能否靠一个“买”字解决问题?

据报道，由于受“经商热”等的影响，在许多重要企业，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企业科技人员还在“外流”。生产在呼唤技术人才，而技术人才却在离开生产，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担忧。总而言之， 是企业发展的两个轮子，这两个轮子缺一不可，不保持平衡也不行。

诚如朱永新所言，文理分科导致了中国教育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的离间。文理各执一端，虽谓“术业有专攻”，却常常是文理学科画地为牢、孤芳自赏。就像一幢大厦一样，知识体系也由诸多支点构成，它们各自独立却又暗通款曲，相互分担压力。刺激彼此的想象力，人为将重心置于一点，或许带来投机式的胜利，却最终可能招致知识体系内在生机的干涸。

文理分科贯穿高中教育阶段，莘莘学子们尚且懵懂，就被体制之手宰制了学业趣味和前途命运。事实上，文理分科很大程度上正成为教育功利的画皮。学校无非是希望通过把文科和理科剥离开来，然后又通过知识的倾倒、几乎是蹂躏式的千锤百炼，使学生成为一架囫囵吞枣的知识接收装置，最终达到为升学率的小数点增砖添瓦的目的。

素质教育的口号已然喊得惊天动地，但应试教育的底色积重难返。被功利所劫持的中国教育，几乎本能地倾向于“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凡是对改善升学率有帮助的，无所不用其极；凡是没帮助的则弃之如敝屣。这也就是为什么文理分科虽屡遭诟病，却依然岿然不动的原因。

不客气地讲，文理分科正成为一部绞杀人才的机器。而那些在这种教育体系下百炼成钢的“人才”，则面临着知识体系上的千疮百孔，他们所获得的知识是封闭和支离破碎的，片断化的认识掩藏不住整体把握的无力。只要一跳出自身的专业领域，他们立即变得左支右绌甚至一无所知。文科理科以河为界，所锻造出的不过是一个个“知识阉人”。

一些符合文理分科的人只以为跟着感觉走，没有经历抽象思维即思想生化过程，发表的言论或文章只能陷于现象的表层就事论事，____，也就难以产生正确的论点和论理。

中国能否再出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兼备的大师级人物？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一种撕裂教育完整性的教育体制，只能使我们的盼望渐行渐远。如此而言，文理分科是时候抖落一身的历史尘埃了。

根据下文，完成各题。

艾滋病给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带来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乌干达这个国家就是因为国内1/3的劳动力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国民生产总值已下降了30％；号称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泰国，由于艾滋病严重流行，其经济损失达85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降低20％。研究报告说，艾滋病流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即对个人和家庭的微观影响，对部门和局部地区的影响，对宏观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影响。在中国，前两个阶段的影响都已出现。

据专家分析，中国艾滋病感染人群主要集中在20～49岁年龄段，他们既是主要的家庭劳动力，又是主要的社会财富创造者。按云南省统计的艾滋病病人平均死亡年龄(28.4岁)、中国人平均劳动年龄(59.7岁)和每人每年创造的社会财富(1.5万元人民币)计算，一个人因感染艾滋病而减少创造财富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约47万元人民币。以此推算，目前全国艾滋病感染人群达100万(保守数字)，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将达数千亿元人民币。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景军教授警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至少有80％生活在中国农村，如果不加大防治力度，就会使病情恶化，马上变成艾滋病病人。而由于医药负担沉重，一个病人会使两三个人变成赤贫。到2010年，全国如果出现1100万感染者，以800万农村感染者来计算，由于艾滋病所造成的贫困人口将高达2400万到3200万。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艾滋病蔓延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冲击，“中国现在有2000万人已经脱贫，是世界上第四大贸易国，也是第四大外国直接投资的接受国。中国正朝一个好的方向发展，未来是光明的。但是，如果有1500万到3000万人得了艾滋病的话，就将使中国的经济成果毁于一旦。”如此说法不幸成真，中国的GDP未来10年将累计减少400亿元收入；如感染人数较少，则未来10年中国的GDP总量比没有流行艾滋病累计减少225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