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台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采用招投标的方式确定经办银行。刚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中国银行在这次竞争中独家中标。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这一消息。

发布会上，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介绍，招标分两个层次进行。第一个层次是中央部属100多所院校，分南片、北片两次招标。报名的银行特别踊跃，参与的银行有若干家。张保庆副部长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都证实，中国银行在这次竞争中胜出。

第二个层次是省属院校，在省一级再进行招标，各家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都可以参加。

以往，由于大学生毕业以后分散在各地，还款能力有不确定性，不确定的就业情况也影响还款能力。种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性。使得4家承担国家助学贷款任务的国有商业银行颇感头疼。

在新实行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中，风险依然存在。但是银行多了两个共同承担责任的伙伴：财政和高校，他们将各自承担50％的风险补偿基金。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解释，部属院校是中央财政承担50％，地方院校是地方财政承担 50%，高校承担的部分是按照学校的风险率来确定的，与该校毕业学生的还款情况挂钩。由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各要出 50％。他们也会对学校助学贷款的风险率格外关心，把加强社会信用教育放在首位，而且要帮助银行减低风险，这样也会减少自己的补偿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加大了财政的责任和学校的责任。

“政府和高校拿出资金来建立风险补偿基金，目的是鼓励商业银行参与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实际上是给商业银行的一种补贴。”财政部部长助理张少春说。他提出，确定贷款时，教育部、财政部还承诺要推动中标银行和高校之间的全面金融合作。这就不只是对学生的贷款，高校也是银行的大客户，除了学生贷款的需求之外，它还有很多的资金需要找出路，还有很多的存款可以存到银行，银行会计算整体的利益和高校的关系来投这个标。“大家不能光说风险有多大，风险和利益是一致的。”

首先，社会主体必须是平等和自由的。社会主体之间客观上存在着各种差异，如性别、职业、种族、贫富等等，但其人格上又都是平等的，意志上都是自由的，因而不存在高下之分。没有主体之间的平等，任何关系的建构不可能出于自愿、出于理性，也都无法维系长久。

其次，法律上的和谐必须以实现权利为主要内容。法律意义上的社会和谐不是通过对权利的压抑，而是通过义务方式来实现的，相反它为所有主体权利的实现提供了最大的空间。重视权益，甚至是重视大多数人的权益，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并非难事；但如果忽略了对少数人和社会困难群体权益的关注，公平就会丧失，社会主体之间的和睦与互助同样无法实现。

再次，尊重他人的价值，尊重他人的权利，才能保证自己的尊严和权利。也就是说只有互惠才能带来互助，才能带来主体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长久。而互惠需要妥协和理性。反之，任何情绪化的东西，任何单向度的思维模式都容易使人际关系走向极端和对立。

此外，诚实与信用是社会的黏合剂，正是在诚实与信用的前提下，人们才对人际关系、对未来充满了预期；反之，离开了信用，人与人之间就无法和睦相处，维系社会安全的成本就会成倍加大。

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法治是必然要求。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具有普遍性、被民众事先所知晓、可预见性、可行性、专业性、稳定性等特点。现代法治也已经找到平衡各种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手段。而现代法治注重通过国家的公共服务对那些公开破坏公平正义、破坏社会和谐的违法犯罪者给予惩罚，加大对受到损害的社会主体权益的及时补偿，使紧张的社会关系及时得以恢复，不仅可以消除彼此的对立，还可以帮助受到伤害的社会主体得以维系生存。

总之，由法治而构建的和谐社会是民主、公平、正义，稳定、有序而又充满活力的；由法治而实现的社会和谐才能长久地被维持。

——侯欣一《法治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删节，载2006年4月15日《光明日报》。

公文，以其规范的体式、法定的效力，以其体现意志的团体性和所产生作用的强制性，对写作语言的使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公文写作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从公文语言的逻辑性、严密性、准确性上考虑，一般注意区分其与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学语言的区别。但常常却容易疏忽模糊语言的运用，或者即便使用了，也是在一种潜意识中使用，而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模糊语言。让我们试从语言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模糊性与所反映客观事物的模糊性，从语言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模糊性与表述需要的模糊性两个相对应上来看模糊语言的实质。模糊语言是一个语言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中那些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不确定性的语言概念。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客观事物的模糊和语言本身在内涵、外延上模糊的相对应，形成了表述事物的准确性。比如：“全国人民奋勇前进”、“全军上下努力完成”等，其中修饰“前进”的“奋勇”和修饰“完成”的“努力”，其本身在客体上就是模糊性。

如果在此把它精确化：全国人民用多快的速度前进，全军上下用多大的力去完成，从表象上看是精确的，但实际上是模糊的，问题在于语言上的精确所对应的客体是模糊的。同时有的事物在客体上并不模糊，而为了满足某一种特殊需要在表述上要模糊，这同样是模糊的相对应，只是客体变成了实际需要。比如：“领导一再强调了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引起一些人的足够重视。”其中修饰“强调”的“一再”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这里强调的频率是完全可以精确化的，三次、五次、甚至一百次、一万次，然而表述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反映“强调”的频率，而是要反映“强调”的重要性。这样，“一再”就比其他任何能确指的频率在表述效果上都更有力。

语言模糊不是一个语言概念，而是一种语言现象，是一种对客观事物反映含糊不清的语言现象。其主要的特点是没有形成两种模糊的相对应。一种为客观事物和表述需要是精确的，而表述语言却是模糊的；一种为客观事物和表述需要是模糊的，而表述语言却是精确的。比如：“队伍于某日凌晨三点以后在张家口以南集结。”“人到的差不多了，开会吧!”这里的“凌晨三点以后…张家口以南”和“差不多”都是极其模糊的时间、范围概念，而在这里却是所需要的一个确定的时间和范围概念。这就是客体上和实际表述需要的确定与表述过程的模糊性的相对应。再比如：“这件事发生在大约10年前的某一天。”其中，“10年前”其本身在客体上是模糊的东西，而在表述过程中的“某一天”却把它精确化，这是客体上模糊和表述过程精确化的相对应。无论是哪一种对应，都是反映客观事物模糊而容易产生歧义的语言模糊现象。这种模糊现象在公文写作过程中是绝对要避免的。

综上所述，模糊语言和语言模糊本质的区别在于是否形成了两种对应，即客观上的模糊、实际表述需要的（ ）和表述过程中语言概念的（ ）相对应；客体上的精确、实际表述需要的（ ）和表述过程中语言概念的（ ）相对应。否则，便是语言模糊。

任何物质产品，都会因消费而消失，而知识却在“消费”中永生。任何物质产品在交换中都会因为“给了别人，自己就没有了”；而知识却在交流中“给了别人，自己仍然有”。物质产品的消费，往往是以亡其载体，灭其信息的毁灭性消费方法进行的，而知识的“消费”过程则不会亡其载体，灭其信息，而是从不同的载体上不断转移，或者是由非生命载体向生命载体转移（读书、授业等），或者是由生命载体向非生命载体转移（论著、设计等）。

物质产品的主要属性，在生产它的过程中便一次性地确定下来。但是知识不然，同是一种知识，对于不同知识结构的“消费者”来说，用场各不相同。同一种知识，家庭主妇的“消费”，仅在于开关电视机；科学家的“消费”则表现为用奇妙的微分方程获得电视的最新理论。

正因为知识的使用价值的再生性，带来知识使用价值的第四个特征：馈赠性。比如，我们今天利用牛顿定律，无须向英国交税；我们运用欧姆定律，也无须向德国支付专利费用，等等。这些都表现了知识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知识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是大家共享的特殊资源，向自然索取馈赠，最关键是向知识索取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