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朱永新所言，文理分科导致了中国教育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的离间。文理各执一端，虽谓“术业有专攻”，却常常是文理学科画地为牢、孤芳自赏。就像一幢大厦一样，知识体系也由诸多支点构成，它们各自独立却又暗通款曲，相互分担压力。刺激彼此的想象力，人为将重心置于一点，或许带来投机式的胜利，却最终可能招致知识体系内在生机的干涸。

文理分科贯穿高中教育阶段，莘莘学子们尚且懵懂，就被体制之手宰制了学业趣味和前途命运。事实上，文理分科很大程度上正成为教育功利的画皮。学校无非是希望通过把文科和理科剥离开来，然后又通过知识的倾倒、几乎是蹂躏式的千锤百炼，使学生成为一架囫囵吞枣的知识接收装置，最终达到为升学率的小数点增砖添瓦的目的。

素质教育的口号已然喊得惊天动地，但应试教育的底色积重难返。被功利所劫持的中国教育，几乎本能地倾向于“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凡是对改善升学率有帮助的，无所不用其极；凡是没帮助的则弃之如敝屣。这也就是为什么文理分科虽屡遭诟病，却依然岿然不动的原因。

不客气地讲，文理分科正成为一部绞杀人才的机器。而那些在这种教育体系下百炼成钢的“人才”，则面临着知识体系上的千疮百孔，他们所获得的知识是封闭和支离破碎的，片断化的认识掩藏不住整体把握的无力。只要一跳出自身的专业领域，他们立即变得左支右绌甚至一无所知。文科理科以河为界，所锻造出的不过是一个个“知识阉人”。

一些符合文理分科的人只以为跟着感觉走，没有经历抽象思维即思想生化过程，发表的言论或文章只能陷于现象的表层就事论事，____，也就难以产生正确的论点和论理。

中国能否再出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兼备的大师级人物？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一种撕裂教育完整性的教育体制，只能使我们的盼望渐行渐远。如此而言，文理分科是时候抖落一身的历史尘埃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列问题。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三句话挺简括地说出孔子的文化理想、社会政策和教育程序。教育的主要工具、门径和方法是艺术文学。艺术的作用是能以感情动人，潜移默化培养社会民众的性格品德于不知不觉之中，深刻而普遍。尤以诗和乐能直接打动人心，陶冶人的性灵人格。而“礼”却在群体生活的和谐与节律中，养成文质彬彬的动作、步调的整齐、意志的集中。中国人由天地的动静、四时的节律、昼夜的来复、生长老死的绵延，感到宇宙是生生而具条理的。这“生生而条理”就是天地运行的大道，这种最高度的把握生命，和最深度的体验生命的精神境界，具体地贯注到社会实际生活里，使生活端庄流丽，成就了诗书礼乐的文化。

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构成社会生活里的秩序条理。“乐”涵润着群体内心的和谐与团结力。然而礼乐的最后根据，在于形而上的天地境界。《礼记》上说：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

人生里面的礼乐负荷着形而上的光辉，使现实的人生启示着深一层的意义和美。礼乐使生活上最实用的、最物质的，衣食住行及日用品，升华进端庄流丽的艺术领域。三代的各种玉器，是从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磬等，升华到圭璧等等的礼器乐器。三代的铜器，学科网也是从铜器时代的烹调器及饮器等，升华到国家的至宝。而它们艺术上的形体之美、式样之美、花纹之美、色泽之美、铭文之美，集合了画家书家雕塑家的设计与模型，由冶铸家的技巧，而终于在圆满的器形上，表出民族的宇宙意识(天地境界)、生命情调，以至政治的专业、社会的亲和力。在中国文化里，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一片混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和谐、大节奏。

因为中国人由农业进于文化，对于大自然是“不隔”的，是父子亲和的关系，没有奴役自然的态度。中国人对他的用具(石器铜器)，不只是用来控制自然，以图生存，他更希望能在每件用品里面，表出对自然的敬爱，把大自然里启示着的和谐、秩序，它内部的音乐、诗，表显在具体而微的器皿中。一个鼎要能表象天地人。

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能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也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根据。
孔子是替中国社会奠定了“礼”的生活的。然而，孔子更进一步求“礼之本”。礼之本在仁，在于音乐的精神。理想的人格，应该是一个“音乐的灵魂”。

社会生活的真精神在于亲爱精诚的团结，最能发扬和激励团结精神的是音乐!音乐使我们步调整齐，意志集中，团结的行动有力而美。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身就是节奏与和谐。人类社会生活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

但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所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却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且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由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掘发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固然，中国人心灵里并不缺乏他雍穆和平大海似的幽深，然而，由心灵的冒险，不怕悲剧，以窥探宇宙人生的危岩雪岭，发而为莎士比亚的悲剧、贝多芬的乐曲，这却是西洋人生波澜壮阔的造诣!

【注】三代：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合称。

阅读下面的短文，回答以下各题：

尽管具有人类学意义的工作相当古老——有两个例子，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或北非学者阿拉伯·英布·卡尔顿，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14世纪撰写的对他人的描述——但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人类学是相对较晚的西方文明的产物。例如，在美国，学院或大学（罗彻斯特大学）普通人类学含学分的第一次课程直到1879年才开设。倘若人们一直关心他们自己及其起源，以及其他人，那么为什么成体系的人类学学科这么长时间才问世呢？

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像人类历史一样复杂。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与人类的技术局限有关。在大部分历史中，人们一直受限于他们的地理范围。没有到世界遥远地方旅行的手段，对远远不同于人们自己的文化和民族的观察是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冒险。大范围的旅行通常是少数人独享的特权；只有当适当的运输和通信方式得到发展，对其他民族和文化的研究才可能盛行。

这并不是说，人们一直没有注意到世界上与他们自己在看法和行为上不同的其他民族的存在。例如，圣经《旧约全书》与《新约全书》充分提到各种各样的民族，其中有犹太人、埃及人、赫梯人、巴比伦人、埃塞俄比亚人、罗马人等等。这些民族之间的差异，比起他们中任何人与澳大利亚、亚马逊森林、北极的北美原住民等的差异，就显得逊色了。借助于向真正遥远地方旅行的手段，人们有可能第一次遇到这类根本不同的民族。正是与迄今未知民族的大量接触——这开始于欧洲人试图把其贸易和政治统治扩大到世界各地之时——人们的注意力才集中于人类各种各样的差异。

使人类学缓慢成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欧洲人只是逐渐认识到，在所有这些差异的掩饰下，他们可能与任何地方的人共享基本的“人性”。不与欧洲人共享基本文化价值的社会被贴上“未开化的”或“野蛮的”标签。直到18世纪中叶，相当多的欧洲人才开始认为这类人的行为与对他们自身的理解是完全相关的。这样一个时代到来了：人们越来越努力根据自然法来解释事情，对以专业文本为根据的传统解释表示怀疑，对人类多样性的兴趣日渐浓厚。

阅读以下文字，完成各题。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都参加的一种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人以自己的活动作为[a]，来调节和控制他跟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我们现在谈的是人类所特有的那种劳动。蜘蛛结网，颇似织工纺织；蜜蜂用蜡来造蜂房，使许多人类建筑师都感到惭愧。但是，就连最[b.]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要高明，因为建筑师在着手用蜡来造蜂房之前，就已经在头脑里把那蜂房构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所取得的成果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就已存在于劳动者的观念中了，已经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着了。他不仅造成自然物的一种形态改变。同时在自然中实现了他所意识到的目的。这个目的就给他们的劳动方式和劳动方法规定了法则（或法律）。他还必须使自己意志服从于这个目的。这种服从不仅在一些零散动作上，而是在整个劳动过程中各种劳动器官都要紧张起来，还要行使符合目的的意志，具体表现为集中注意（聚精会神）。劳动的内容和进行方式对劳动者吸引力愈少，劳动者愈不能从 劳动中感到运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各种力量的[c]，同时就愈需要加强集中注意。

织袜机是英国牧师李·维利亚1593年发明的。关于这项发明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当年这位发明家为了向织袜女工梅丽求婚，苦思冥想，别出心裁地发明了能帮助梅丽摆脱繁重劳动的织袜机，并以此作为奉献给心上人的结婚礼物。 [ ]，男装最容易脏的部位是袖口和领子。没有一位妻子希望自己的丈夫是个邋遢鬼，她们总希望自己的丈夫穿着体面地走在大街上，但天天洗衣服谈何容易？1825年，美国特洛伊城的汉娜·蒙塔基的发明解决了这个难题，她设计的上衣带有可脱卸的领子，这不仅使丈夫每天都能穿着整洁，同时也大大减轻了自己以及很多像她那样的妇女家务劳动的强度。

带活轮的自行车在上一世纪末才问世。1887年，法国人皮埃尔·卡尔梅设计出了带活动轴辊的车轴。这项发明的动机是爱父之情。皮埃尔的父亲天天骑车去工作，毫不停歇地蹬车使他筋疲力尽，儿子的礼物帮了父亲的大忙。

1640年，著名的法国科学家布莱泽·帕斯卡的父亲被派往鲁昂任行政长官。17岁的小帕斯卡协助父亲计算税款。没完没了的繁杂运算弄得他疲惫不堪。小帕斯卡下决心要发明一台机器来帮助父亲完成这种费力的工作。两年以后，这种机器果真诞生了。小帕斯卡的机器只能做加法，能做乘法的计算机是铸钟匠的儿子利昂·博勒研制成功的。有意思的是，他不仅是小帕斯卡的同胞和同龄人，而且两人有相同的发明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