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人接力一辈人，成就了今 日之《辞源》，也将一 种精神传承下来。这精神，倘若能 借由“辞源”之源发散出去，渗透进各个领域，那将带来怎样的 文化气象，又将筑就怎样的中国之魂

　　100年前，张元济等前辈先 贤怀揣文化救国之梦，发出了“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 言”的呼唤，于1908年启动了《辞源》编纂工作，并于1915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现代辞书。

　　100年后，2015年12 月24日，历经8年编纂，《辞源》第三版正式出版发行。这不仅仅是从400万字至1200万字的超越，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的百年传承。

　　这是一种胸怀 家国的文 化自觉。 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颇有远见地创立字典部，毅然投入“商务 ”1/4的资本编纂《辞源》，并亲自参与编写， 只因为他深 知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前，中国人不能只有一本康熙字典，需要“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方能迎来光明时代。陆尔奎，第一版《辞源》的主编，2000多个日夜，罗书十余万卷，积 累成疾，以致失明。而400万字 的《辞源》，融旧学新知于一炉，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剧烈的文化碰撞、复杂的制度变革和彻底 的社会转型中，得以传承复兴、发扬光大。1931年时，该辞书就已行 销数十万册，成为当时全国小学教师以上水平的知 识分子的常备案头辞书。

　　这也是一种守正开拓的创 新精神。传统文化要焕发 新的生命，需要找到新方法。《辞源》在编纂方法、编写体 例方面创造了全新格局，对后世的辞书编纂与文化创新具有 重大示范作用，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代辞书史上的一座丰碑。尽管如此，“商 务”出版人一直明白，辞书完成之际便是 新的修订开始之时。只有不断顺应社 会发展，那些永不褪色 的价值才能葆有勃勃的生机。于是，我们有 了第二版、第三版的《辞源》，相信今后也会有第四次的修订，它将成为 一个民族永远的文化工程。

　　这更是一种心甘情 愿的奉献精神。1976年学贯中西的黄秋耘先 生参加第二次修订时，笑称自己是“遁入空门”，从 此青灯常伴闭门穷经。而《辞源》第二版主编吴泽 炎先生坚持每天做60张卡片，最后竟积有30余万张卡片，书未修完，惜人已半身不遂。第三版修订中，3位主编、22位分主编、127位学者，硬是用了1800个日夜完成上亿字的校对，书证和释义的改动量达4万条，改动率达40%。

　　人们常说，辞书修订是一个 弹性较 大的工作，可多可少，可深可浅 ，要完成具有相当学术深度和广度的修订，弥补 旧版系统上的缺失，殊为不易，这也是众多文化工程难以善终的原因。相比过去，现在编写似乎容易了，有海量的数据库电子书 可以提供线索，但恰恰是这 些浩瀚的资料，更需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基础铺垫。如果没有一种精神，哪里 可以完成一个字一个音的准确校检?

　　8年的时间，足以写一 部好的专著，留下几篇好的论文，可这么多学者却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中，他们中，最长者已有82岁，最年轻的35岁，每个人都竭尽心力，焚膏继晷，守护心底的追求。

　　第一部《英语 词典》的编者塞缪尔·约 翰逊在其书大功告 成时说，你想要惩罚谁吗?就让他去编字典。意大利历 史语言学家斯卡利格也曾这样形 容编撰词典之 苦：十恶不赦的 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 种工作包含了一切的折磨和痛苦。这言语中带着自谑，却让行外人能更好理解编纂辞典之艰辛。

　　吴泽炎曾说：“《辞源》是 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而辞源人 的文化，也在一辈一辈的接力中 传承下来。这精神，倘若能借由“辞源”之源发散出去，渗透进每 个领域，那将带来怎样 的文化气象，又将筑就怎样的中国之魂!